人物·作品·体系

　　围绕徐悲鸿、周令钊与戴泽展开的讨论”综述

　　湖南省博物馆于2019年8月28日至10月31日举办“大爱·大美——徐悲鸿与周令钊、戴泽艺术成就展”。10月13日展览期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曹庆晖、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邓锋，齐聚湘博讲坛，以“人物·作品·体系”为核心，针对三位艺术家的艺术史认识与作品个案研究分别进行专题讲座，并现场进行了交流讨论。

　　曹庆晖

　　讲座分析

　　曹庆晖教授以“徐悲鸿学派·体系”为题，首先梳理了“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并且强调了美术教育在这一学派中的核心意义。

　　曹庆晖教授认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酝酿于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之际。针对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任职并不连贯，出任艺术系主任的时间比较短暂，其对中央大学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少的怀疑，曹庆晖教授认为这种怀疑态度只看到了徐悲鸿作为系主任通过课堂对学生的教学影响，却没有深入地看到通过徐悲鸿对吴作人、黄养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蒋兆和、艾中信、宗其香、李斛、戴泽、韦启美等学生大力提携鼓励的例子，可以令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徐悲鸿与其中大弟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体系，以至影响延续至今。在梳理了“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历史情况后，

戴泽绘：文金杨 韦启美 艾中信

　　曹庆晖教授进一步提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之所以成立的教学标志之一是对基础教学的素描共识和由此积累的教学经验。

　　”但是，徐悲鸿在执掌北平艺专后所提倡的作为“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素描，其教学源于法国、比利时、日本，教法与作风并不划一，并非**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度以俄罗斯“契斯恰科夫教学法”为旨归那般单一。而吴作人、艾中信、宗其香、李斛、戴泽等徐悲鸿弟子在此后的教学中所贯彻的主张也与徐悲鸿“不尚琐碎”、“但求简约”、“以求大和”、“惟妙惟肖”、“贵明不尚晦”等主张一脉相承，从而构成了学派的内在逻辑。

　　曹庆晖教授还指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和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并不是完全重合相等的两个概念。提倡素描的徐悲鸿恰恰也是称赞叶浅予、齐白石、张大千等人。因此，北平艺专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最终体现为以“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奠基、各家各派在“惟妙惟肖”的基本共识下自由生长的粗放格局。华大三部与北平艺专的合并，又为这所学校带来了另外一股真正能与“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构成群体性对应力量，即出身“鲁艺”的解放区革命美术工作者群体，以及面向苏联提高造型艺术技巧的美术工作者群体，这个两个群体后来分别被称为“延安学派”和“苏派”。

　　曹庆晖教授特别强调，虽然表面上看，“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在“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构建中有边缘化的趋势，但事实上在统一的文艺方针之下，三派之间的相关相融性远大于相异排斥性，共同内化为影响至今的教育整体——“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最后，曹庆晖教授指出，今天对于“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历史梳理，“不是通过认识体系建构的局限性而否定学派及其历史作用，而是希望结合历史经验与教训，在自觉平衡或者克服局限性的时代进程中，逐渐发展出开拓、推动美术教育体系的新学派。”

　　吴洪亮

　　讲座分析

　　吴洪亮馆长的讲座题目为“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生态研究”。大雅宝胡同2号是1946年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后为艺专教员购置的宿舍，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继续作为美院的宿舍，前后数十年间，这里住过几十位艺专、美院的师生及家属。

　　在艺术史重要时间节点中，围绕大雅宝胡同2号的人员变化，都与当时的艺术生态紧密相关。因此，对于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也是20世纪中国艺术生态的一个生动缩影。吴洪亮馆长将大雅宝胡同2号的历史变迁分为四个时间阶段：一是1948年，伴随着徐悲鸿重组北平艺专的人事变动，大雅宝胡同迎来了叶浅予、董希文、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李瑞年等一批艺术家，当徐悲鸿在“三教授**”事件中与艺专旧势力对抗时，这些追随徐悲鸿而来的艺术家成为他在艺专推广写实主义的中坚力量；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53年，徐悲鸿逝世的同时，大雅宝胡同的艺术家也面临着“改造”课题，李苦禅上书****，李可染与张仃、罗铭的写生，都是这一时期艺术家面对改造的“反应”；三是，

　　1956年，这一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艺术家们在短期内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和创作环境。

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照 一排右起 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二排右起，右三卢光照，右四李可染，三排右起 右一董希文

　　而同时，这一年也是大雅宝胡同人员流动比较大的一年，张仃、祝大年、柳维和、袁迈、程尚仁等人相继因为工作调动搬离这里，而保加利亚的留学生万曼和新婚妻子宋怀桂则搬了进来，这次由***特批的跨国婚姻，也成就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段佳话；最后一个时间节点是1973年，“***”后期的“黑画”风波，给大雅宝的画家造成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场滑稽而悲哀的闹剧。最后，吴洪亮馆长总结道：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是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但这部小历史足够作为大历史的精华版带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现场，触碰大历史的神经。

　　邓锋

　　讲座分析

　　邓锋副研究员的讲座题目为“《愚公移山》——嵌合于民族时代精神形成过程中的文本与画作”，他从“愚公移山”如何从一个神话故事逐渐演化积淀为一种民族精神切入……

　　他从“愚公移山”如何从一个神话故事逐渐演化积淀为一种民族精神切入，考察这一故事文本意涵的叠加转移及其与时代进程的呼应关系，认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愚公移山”都保持着浓厚的道家色彩，宋明以来，才逐渐由超越层面转向儒家致用实践的层面。而在晚清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才被赋予了崭新的现代意义。曾国藩、丁日昌等均在书信中引用这一故事，不怕困难、持之以恒、有志竟成的精神品格逐渐外显并得到强调。

　　具体到徐悲鸿创作的《愚公移山》的动机，邓锋副研究员指出：“这既与其悲天悯人和英雄豪侠的个人气质相关，也与其青少年所受传统文化滋养相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任伯年人物故事画创作的潜在影响，而游日所见日本绘画中的古典题材创作趋向和留法所受浪漫主义和古典艺术的深刻影响更是显见的主因。因而，

　　徐悲鸿《愚公移山》大型历史主题画的创作既有时代背景，也有个人情结，还有自身艺术创作方向的内在脉络，酝酿已久，只待爆发。

　　讲座最后，邓锋副研究员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愚公移山”革命意义的若干扩张与错位，今天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在20世纪被唤醒和重构的民族精神。一方面，发扬其所蕴含的积极、刚健，坚持理性与坚韧；另一方面，抛弃其非科学、非实在的幻想，同时，要警惕依附性、期待性和盼望他者拯救的奴性。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既要在现实中激活，又要在建构中反思，从中汲取积极正面的精神能量。

　　主讲人介绍：

　　曹庆晖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致力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与美术教育史的教学、科研以及展览策划。

　　吴洪亮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曾策划“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50余次、齐白石陈列展10余次，并参与相关研究、出版工作，多次得到文旅部相关奖项。曾策划在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等多个现当代艺术展。

　　邓 锋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2006年至今，先后任职于中国美术馆典藏部与修复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书画鉴定与修复研究”、“中国近现代书画史研究”。曾先后参与策划“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大展”、“大道传薪·金石为开——中国美术馆藏吴昌硕与二十世纪写意花鸟画名家展”、“浑厚华滋本民族——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朽者不朽——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行者、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等重要学术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