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戴泽同夫人和小孩

　　家与家人

　　应当说，戴泽并不擅长从20世纪50年代逐步兴起的苏联样式的主题性创作。与那种从对生活的某个情节中抓住某种主题表现的创作性相反，他的绘画更注重对所见形象的真切呈现，这种在当时被称作自然主义的绘画观念可能更适合他的情感表达。或者说，他对自己所熟悉的师友、同事、学生的形象描写，都深蕴了自己的真诚与朴实；而对于其家人的描绘，则更见毫无做作的真情流露。

　　进入其画作形象最多的当属戴泽对爱妻的描绘。1946年，戴泽在师母廖静文的介绍下结识了陈碧茵。画在木板上的油画《陈碧茵像》（1946）是幅颇见功底的油画肖像。画作捕捉了陈碧茵向窗口眺望的瞬间，斜侧的上半身和脸庞都充分展现了陈碧茵窈窕而丰满的形象。斜侧的脸庞描绘还充分展现了戴泽塑造女性面部的能力，背光暗部的褐色与受光部鲜嫩的肉色形成柔和却明晰的转折，颧骨部位的肉红与唇红形成整个画面较纯的色彩区域。除了脸部的光亮和窗帘、手部的次弱光亮，整个画作均以黑、褐构成基调，而上衣砖红与黑色相间的条纹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黑、褐色调的变化。此幅肖像除小臂及手之外，均塑造得坚实厚朴，或许这正是来自爱的力量，使画作人物形神的刻画特别地精准和深入，即使在戴泽一生的绘画中，该作也堪称精品。

陈碧茵像  木板油画  1946年

　　画面上的陈碧茵此际正在北平艺专二年级读书。她出生于1918年3月，籍贯沈阳，1945年考取北平艺专图案系，1948年毕业。同年，被聘为北平艺专实用美术系助教。[11] 毕业未久即与戴泽喜结连理。徐悲鸿、廖静文作为他们的主婚人，并赠送书法“好把卿我塑作泥，仲姬孟頫语堪师。从来艺境是佳境，尽力耕耘善保持”做贺礼。[12] 正像悲鸿师所期待的那样，他们的结合也是当时北平艺专的佳话。戴泽为爱妻勾画了许多珍贵的家庭生活与工作的身影，这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温馨而勤奋的生活场景。如熟睡中的爱妻《午安，陈碧茵》（1948，素描）、靠在枕头上的《陈碧茵》（1948，油画）；如绘画之中的《专心致志》（1948，素描）、围着火炉读书的《暖炉（北平煤渣胡同的家）》（1949，油画）、工作中的《家》（1949，油画）和《窗前》（1949，水彩）等。他描写了新婚中的妻子依然专注地绘画、认真研读、拼命工作的各种片段。《专心致志》中对陈碧茵那两只在画案上的手极其精准的勾勒，抓住了其聚精会神的专注瞬间；煤渣胡同的家是北平典型小知识分子家的场景，零乱、拥挤，甚至到处落了一层冬天取暖的煤灰，却不乏温馨和甜蜜，这正是《暖炉》《家》用油画描绘的场景。褐色铺底，土黄和泛着玫瑰色的砖红呢子外衣，使画面的色调特别柔和而富于光色的变化。这或许才能真正体现戴泽对油画调性的理解与驾驭。

午安，陈碧茵  纸本素描  1948年

专心致志  纸本素描  1948年

暖炉  布面油画  1949年

　　1949年的家也增添了他们第一个孩子戴敦平，母与子和孩子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他的画面上。素描《睡梦中的母与子》不仅精确记下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3]，而且熟睡中的孩子的那张小脸一定打动了画家。可贵之处，画家的笔触还勾画了床头的一把茶壶和床下的一双拖鞋--这些杂乱却真实、温馨的生活细节。母与子的家庭才是完满温暖的。《我们的家》（1949）画幅虽小，却富有波纳尔室内绘画那种飘动着光色的温暖感，怀抱着孩子的妻子只出现在画面右上角的位置，面对观众的则是椅子及摆满锅碗等生活用品的桌子，画面正中的远处是床，画面左侧则堆满了被子和衣物，地面上的脸盆在构图上具有空间的独立性。画家不遗余力地展示这个窄小的家，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开启了他真正的生活。母与子是戴泽体会特别深的一种亲情。实际上，早在1946年他描绘北平艺专的操场《母与子》时就表达了他对这种亲情的敏感。此幅对艺专操场的油画写生，画得相当厚实。阳光下的北平冬天，温暖而祥和。这种温暖，不止于阳光，更是那阳光下嬉戏的狗与狗子。

睡梦中的母与子  纸本素描  1949年

母与子  布面油画  1946年

　　1950年7月至1951年11月，戴泽作为工作人员随“中国艺术展览会”到苏联、东德和波兰出访经年有余，他日夜思念妻子和孩子。他抑制不住这种乡愁的思恋，便依据夫人寄来的照片创作了彩墨画《小熊同他的妈妈》。两只小熊依偎在妈妈的怀抱，形象地表达了他旅行国外对妻与子的想念。

小熊同他的妈妈  纸本水彩  1951年

　　在母与子的题材中，画于1957年的《梳头》水彩，速写了妻子为女儿敦冀梳头的情景，女儿坐在妻子的腿前幸福地吟歌，抓住画家去描绘的是那种平淡却隽永的母子情态。

梳头  纸本水彩  1957年

　　在戴泽的笔下，从油画《敦平》（1949）到《小天使》（敦冀，1952），再到《戴敦三像》（1956）和《老四参加国庆游行》（1959）、《阅读》（1960），他几乎为孩子们的成长都留下了形象记录，乃至戴上了红领巾的敦平读书的形象《红领巾》（1961，油画）和抱着兔子满脸惊恐的敦四《小兔子》（1964，油画）。

戴敦三像  纸本油画  1956年

小兔子  布面油画  1964年

　　妻子的形象仍时常不断地出现在戴泽的笔下，作为母亲的陈碧茵还是那么美丽和勤勉。画于1955年的油画《陈碧茵像》刻画了那双亮丽而知性的眼睛，束起来的烫发似乎是收拾好烦琐的家务而坐在沙发上的瞬间。画幅虽小，用笔却大胆、干脆和概括。画家善于强化肖像体块轮廓的手法在此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女主人公脖子左侧边缘将发尾与旗袍的肩线连接在一起，甚至其右肩处也通过发尾与沙发的阴影来形成粗厚的深色区域，从而使整个肖像画看起来更加结实和饱满。新中国建立后，国立北平艺专图案系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陈碧茵遂成为本系助教。此期，她作为实用美术系研究室成员先后参与编著了《敦煌藻井图案》和《图案的组织》等。[14] 因而，这幅肖像油画见证的是陈碧茵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任教时期的形象。

陈碧茵像  油画  1955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1956年，随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陈碧茵被调至中央工艺美院充实教学力量，在该院工艺美术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58年，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她又被调至该所任设计员。戴泽画于1962年的水彩《工作中的陈碧茵》，描绘了两瓶鲜花之中的陈碧茵似乎正在从这几束鲜花中提炼设计图案。在瓶花中露出的她，依然这么专注，脸庞却略显沧桑。而画于同年的《作画的陈碧茵》，则是她工作中的另一个视角。她的画案前照旧放着插花以及用搪瓷缸作笔洗的简朴画具，她手执两支毛笔，似在分染色彩。看来，这是戴泽常看到的爱妻形象，她除了管好家、一应俱全地做好家务，还要把工作带回家完成。画作以水墨绘制，水墨的浓淡枯湿随着表现人物的造型结构而变化，技巧相当纯熟。戴泽的肖像在此完全是记录性的，但这种记录却充满无限的爱意，他感恩爱妻给他建造的这个家，感慨爱妻在这种操持中逐渐的苍老和削瘦。

作画的陈碧茵  纸本水墨  1962年

　　的确，随着50年代末渐趋的紧张，中央美院的教研秩序开始了某种波动。1957年开展素描教研大讨论，原因之一便是国画、版画、工艺等专业对一统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体系提出质疑。其时戴泽已在雕塑系任课教授素描兼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教师，他奉命寻找雕塑素描的特殊性。画于1957年7月27日的彩墨《自画像》，或许能够表达他对国画素描的某种认识。而1958年创作的唯一《自塑像》，则是他探寻雕塑素描造型的实验。当时学院弥漫的“要画出不变的形，不要可变的光”的素描教研思想，既是对印象派的反对，也是对学院派素描的反对。这一年油画系搬到磨石口办学，一年后又搬回王府井。但1964年美院教学活动基本停止，戴泽也被调出美院到徐悲鸿纪念馆。这一年他总是胆颤心惊，这种感受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画《小兔子》去表现怀抱着小兔子的敦四那满脸的惊恐。[15] 这双惊恐的目光正是他自己心理状态的映射。

1958年，戴泽唯一的雕塑作品

　　戴泽于1968年被关进美院“牛棚”，70年代初先后去磁县1584部队农场参加劳动、被调回京参加历史博物馆历史画创作以及参加***宾馆绘画组创作《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和《喜马拉雅山下》宾馆画等。而陈碧茵1968年到北京第二绣花厂当设计员。虽几经波折动荡，他们却相濡以沫。

布达拉宫  纸本油画  1963年

喜马拉雅山下  纸本水粉

　　1972年***宾馆创作组画家合影。右起为罗尔纯、刘继卣、白雪石、陆鸿年、李苦禅、萧淑芳、王叔晖、佚名、吴作人、戴泽、卫祖荫、某工人、刘金涛。

　　戴泽在创作《画家徐悲鸿》肖像时迎来改革开放，此作参加了“巴黎沙龙中国艺术展”等展览并收录于《油画肖像画集》，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陈碧茵于1979年被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评定为工艺美术师，1980年被北京工艺美术学会聘为织绣学会理事并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陈碧茵从教学、研究再到设计的艺术人生折射了新中国染织专业的时代变迁，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印花布料、抽纱绣品等都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而陈碧茵的设计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她擅长印染设计和抽纱设计，曾为北京第二绣花厂创作出生丝台布，勾针相拼台布、玻璃纱亚蔴相拼台布和经编相拼台布等多项生产新工艺，而经她设计与编写的《瓷瓶之造型与装饰》《汽车补习社》和《地砖设计》等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设计艺术水准。[16]

画家徐悲鸿  布面油画  1978年

　　戴泽作为一个艺术家父亲也对其子女倾注了引导他们从艺的苦心。其四子戴敦四后来回忆这种父爱时，虽未用过多的抒情词，其深沉却无不溢于言表--“父亲知道了我学画的念头，非常高兴，自称‘书童’，很快帮我准备了所需的林林总总。他为人内向，平日里很少和同事们走动联络。大概是希望增加我学画的兴趣和扩展我的艺术眼界。很快，父亲开始带我走访油画系里的同事们……父亲时常讲到我学画画的进展快，实在是父亲尽其之力为我创造了学画的环境和条件。1977年高考之前，父亲在家里布置了一组静物：三条黄花鱼放在一钢种盆里，旁边是一棵芹菜。一个典型的古典构图，重点在质感的对比。在指导我画的时候，他言简意赅地说：‘相信你的眼睛，画你所看到的。’直到今天，父亲仍然很喜欢我的那张习作。每当提到这张画时，他的眼睛发亮，一丝微笑浮现在嘴边。大概没有什么比一个父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而更感到高兴的了。”[17] 现在见证这种父子情深的画面的是《戴敦四作画像》的水彩，观众看到的是写生中的孩子背影，虽没有脸部正面描写，但可以想象青年习画者那种虔诚的眼神。此作画于1979年，应当是戴敦四备考中央戏剧学院时的情景。[18]

戴敦四作画像  纸本水彩  1979年  中国美术馆藏

　　戴泽对爱妻生活形象、孩子成长经历的这些日常化描写，看似散文诗，却在散文的记述中流露出他对一个艺术之家时代变迁的万端感慨。当画面里的人物已经变老，妻子病故，这些曾记录妻与子日常生活的画作却长久地释放出一种时光的温暖。陈碧茵于2012年离世，戴泽难掩悲伤，写下了大量怀念爱妻的日记。2017年，95岁高龄的他出版了一部精美的《花木集》画册，寓意着爱情的蓝紫色的鸢尾花仿佛隔着纸页弥散出淡淡的幽香。[19] 花朵是陈碧茵艺术设计最常用的花纹元素，也是戴泽绘画她时不可或缺的生活物品。这本画册不仅是戴泽对自然美的歌颂，也是他对爱妻最深沉隽永的怀念。

《花木集：戴泽花卉艺术收藏本》

鸢尾花  纸本彩墨  1992年

　　-未完待续-

　　注释：

　　[11] 家属提供陈碧茵职称评审档案。

　　[12] 戴泽收藏徐悲鸿赠送新婚贺词书作。

　　[13] 据戴泽之长孙戴梦查证：戴敦平生于1949年，此处应为戴泽笔误，实为“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4] 家属提供陈碧茵职称评审档案。

　　[15] 戴泽曾记述：“64年我被调出美院到徐悲鸿纪念馆，后因参加下乡的四清运动及*****运动才仍留在美院未被调出……当时大字报中有人：‘美院的问题在徐悲鸿阴魂不散。’后期此人否认曾有此事。油画《小兔子》，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看来是我当时心情的自然流露。胆战心惊的生活着。”《戴泽笔记五》由家属提供。

　　[16] 家属提供陈碧茵职称评审档案。

　　[17] 戴敦四《我想画画了》，王春法主编《戴泽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第148页。

　　[18] 戴敦四于1977年考取中央戏剧学院，1986年赴美斯坦福公费留学。

　　[19] 《花木集：戴泽花卉艺术收藏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4月出版。

　　本文作者尚辉，现任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学院、首都师大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和澳门科大人文艺术学院等特聘教授、博导等。先后出版《颜文樑研究》《松江画派研究》《20世纪，一个民族的审美视野》《构建·尚辉美术研究与批评文集》《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困扰与重建：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等专著，先后荣获首届全国青年图书奖、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一等奖、2019年度“中国好书”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