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艺术家戴泽先生百岁诞辰，8月18日，“期颐春和--戴泽先生颐和园主题艺术特展”在颐和园开展。展览以古建、风景、花卉写生作品为展陈主体，汇集戴泽先生笔下34件艺术作品，其中绘画作品32件，雕塑作品2件，向公众展示了充满暖意与生趣的颐和园四季景致。

　　在这次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戴泽所绘制的《慈禧画像》复制品。在这幅著名画像复制品背后是这位百岁画家与颐和园以及他的恩师徐悲鸿之间的不解之缘。

　　作为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新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戴泽先生90岁之前却从未开过个人画展，直到2018年，96岁的戴泽先生才开启了人生首次大型个人画展。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百岁艺术家戴泽的长孙戴梦。从戴梦的讲述中，人们可以一窥戴泽先生朴实本真的艺术追求和他传奇、自洽的人生。

　　戴泽的长孙戴梦

　　因“慈禧像”与颐和园结缘

　　说起戴泽和颐和园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79年。

　　在颐和园德和园里展出的油画《慈禧像》高234.5厘米，宽144厘米，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神态安详，栩栩如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画有两张一模一样的，其中一幅是荷兰肖像画画家华士·胡博所绘的肖像原作，另一幅则是经戴泽先生之手临摹的复制品。

　　资料图

　　慈禧画像原作年代久远，破损严重，1979年，颐和园管理处找到中央美院，希望能找人修复这幅画像。

　　“中央美院经评估认为，院里在1979年之前有过实际操作经验和理论的，只有戴先生。”戴梦介绍说，戴泽1950年参观过苏联的油画修复工厂，1953年，徐悲鸿先生突然去世，要做一个徐悲鸿先生遗作展。“这个时候需要徐悲鸿先生的几件重要代表作，就发现缺失了一件，这件代表作叫《徯我后》。”《徯我后》是徐悲鸿先生杰出的代表作，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在南京发现这张画的时候已经破损严重。作为徐悲鸿的得意弟子，戴泽对恩师很有感情，觉得自己对修复老师这部作品有责任，决定试一试。之后，戴泽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修补这幅作品。

　　后来，在徐悲鸿遗作展中，这幅徐悲鸿先生的精品力作以全新的面貌与广大艺术爱好者见面了。当时日理万机的在参观徐悲鸿遗作展的时候感慨地说：要好好保护这批画。修复《徯我后》是中国油画修复史上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如果说没有戴泽先生当时的勇敢与担当，《徯我后》这幅巨作就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这个修复经验让中央美院认为戴泽是修复慈禧画像的最佳人选。但在现场看过原画之后，经过慎重考虑，戴泽认为自己没有修复此画的能力，向颐和园方面提出可以复制一张等大作品供展出使用。原画小心保存，以防因继续展出使画面情况加剧恶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戴泽在颐和园中完成了此幅作品。

　　直到2007年，颐和园才与荷兰方面取得联系，由荷兰文物保护修复专家来华修复原画。戴泽先生复制的这幅慈禧画像，成为修复原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住在颐和园，修复是他的工作，工作之余他就在园子里转，并且他还带了学生，当时有学生跟着他学修复或者学画，都画了大量的颐和园的写生。”戴梦透露，在画颐和园的时候，戴泽感受到了未来的中国会不一样，充满希望，所以他的画画得越来越好，颜色也非常漂亮，而且很生动，这成为了戴泽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自此之后，戴泽就和颐和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他经常去颐和园创作，直到晚年，写生已经很困难了，戴泽还会把颐和园的创作拿出来跟戴梦讲述其中的故事。“对他来说，颐和园有很多愉快的回忆。”

　　徐悲鸿的第一堂课

　　如果戴泽没有尽力的去修复老师徐悲鸿的作品，很可能他便失去了复制《慈禧画像》的机会。这也折射了徐悲鸿与戴泽之间的那种“缘分”。

　　戴泽走上绘画之路完全出于偶然。戴泽1922年3月出生，四川云阳人。父亲是云阳当地有名的乡绅。受父亲的影响，戴泽从小立志要实业救国，然而高中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为了缓解经济压力，1942年，从未学过画的戴泽选择报考学费较低的国立中央大学，并顺利通过，从此走上了一条美育救国之路。“他从上大学开始，身边就全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超级明星。”戴梦介绍说，戴泽大学一年级的老师是留法名家秦宣夫，大二教他美术史的老师是傅抱石，谢稚柳则教他中国线条勾勒课。大三的老师有中国近现代工笔巨匠陈之佛、留法领军人物吕斯百。大四的班主任则是徐悲鸿，教了他一年。“可以说整个大学时期，戴先生是在一个中国美术史顶级大师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

　　其中对戴泽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徐悲鸿一生致力于中国美术教育，成就显著。作为徐悲鸿的得意弟子，戴泽继承了老师写实主义的绘画理想，创作了大批主题性绘画作品，是写实主义画派的第二代画家。

　　戴泽清楚地记得徐悲鸿先生的第一堂课。“徐先生的第一堂课是一次入学讲座，当时他刚从新加坡抗战回来，穿的非常精神，一身白西装，拿了一根文明棍，头戴白礼帽。讲座的内容主要是怎么用艺术来救我们的民族。”徐悲鸿的绘画理念对戴泽的影响很深，而最令戴泽佩服的是徐悲鸿的人品，“徐先生是发自内心的想为中国做事儿，想为民族振兴奉献自己一生，这是戴先生最钦佩的。”

　　戴泽自画像

　　中央美院成立后的中坚力量

　　作为徐悲鸿的重要弟子之一，戴泽1949年协助徐悲鸿等人建立中央美术学院，并与吴作人、董希文、韦启美、李斛、宗其香、孙宗慰等先生，作为中央美院的骨干教师，参与了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活**”和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戴泽先生见证了现代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发展，并培养出了靳尚谊、詹建俊、孙为民等一批美术家，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因徐悲鸿先生有一张《八十七神仙卷》要展出，戴泽随中国艺术博览会世界巡回展到德国。“戴先生当时有一个德国相机，去德国后拍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这在当时极为难得。因此，从德国回北京之后，戴先生在美术界受到了热捧。”戴泽回国后，当时还是学生的靳尚谊每天晚上都废寝忘食的找戴先生看画，靳尚谊回忆说，“我印象很深刻，这些画都不大，但颜色画得很生动。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这些画，也没有美术馆，每个先生的画都在家里，也看不到。因为戴先生教我，我才有机会看到。”

　　学术界认为，戴泽长期跟随徐悲鸿，是徐悲鸿教育体系最重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特点。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教育学院、中法学院副院长，博导赵力教授认为，“徐悲鸿虽然强调写实主义，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戴泽先生早期的水彩画、水墨作品，都是反映了他对中国水墨的绘画理念和方法并不陌生，也反映了一种融合性。通过对西方绘画技法的学习，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带有很强的革新意愿。”

　　赵力认为，1949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戴泽是真正意义上中央美术学院教学、创作和参与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在教学方面，他不仅手把手的教学生，对美术教育充满热忱，同时，他的教学习作带有很强的创作性。在教学方法方向上，戴泽把平时的训练和最终的创作思想贯穿在一起。他很强调写生，这种写生不仅是课堂里的，更是在生活里的。”

　　走到生活第一线

　　徐悲鸿倡导的现实主义道路对戴泽的影响深远。在戴泽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光是绘画的追求和理想，而是用来指导人生的，要走到现实当中去，遇到挫折不会气馁。

　　《马车》是戴泽从助教升为讲师的最重要的一幅画，这幅画也曾得到徐悲鸿的夸赞。“戴先生对人特别好，很能换位思考，他能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据他晚年回忆，他在早年创作有这么一个理念，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觉得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动力，体现在这些顽强的、不服输的、有黄牛精神的马车夫身上。”

　　戴泽八十余年的艺术历程，画过无数的画，他对自己的作品如数家珍，但最让他珍视的除了早期作品，和他喜欢的豹子之外，西藏、大连等地的写生也让他非常重视。

　　“西藏的写生得来不易。” 戴泽是1963年被中国美术协会派去西藏创作的，是最早被派去进藏创作的艺术家之一，“当时的西藏不通小汽车，全是坐着骡子和马上山。如果带着很多的画具，根本没办法行走，只能精简画具，跟着藏民们走。”据戴泽回忆，吃的东西主要是青稞混着沙子，“为什么要混沙子？戴先生说，因为高原温度上不去，没有沙子，青稞根本煮不熟。沙子导热好，青稞勉强能熟。”与戴泽同去西藏的还有一位是中央美院著名教授潘世勋，他曾对戴梦回忆说，“我跟你爷爷一起去西藏很害怕，这一路上，他一度人都要没了。因为长期发烧，找不到医生，有一次他晕倒了，叫了他半天，最后终于醒过来了。”

　　“戴先生是一个敢于直面生活的人。”戴梦透露，戴泽1922年出生，当时还没有青霉素，跟他前后脚出生的同胞妹妹就因为得了白喉夭折，而戴泽因为用了特效药活了过来，“他人生中见过的生死太多了，有很多无奈和苦难，但他都可以积极面对，所谓的现实主义大家，不单单是把东西画的很像，在艺术上追求写实主义，更是要有一颗直面现实的心，充满希望、乐观的去面对生活，永不放弃。”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戴泽多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曾创作了《画家徐悲鸿》、《胜利的行列》、《义和团》、《太平军大败洋枪队》、《张献忠》、《大泽乡起义》等重要作品。赵力认为，戴泽创作了很多反映时代的主题创作，在主题创作之外，还有很多平凡、朴素的题材，“这些可能都是大家会忽略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感，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他有很多平凡的情感，比如他画了一系列的关于他太太的画，画题实际上是亲人的主题，他把这种亲情、爱情表现的特别朴素，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非常动人。通过他的作品，我感觉到戴泽先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非常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画面画出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

　　不办画展，普及美术

　　对于画家来说，以个人画展、出画册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介绍给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身为艺术家的戴泽先生却并不热衷于此。“戴先生在整个美术界是非常少见的，既低调，又平和，与世无争。办画展、出画册对他来说无所谓，他人生的快乐就是画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界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他是一个会画花的老教授，至于他还画过什么，艺术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不办画展，也并没有任何画册，肯定没有人知道。”即便是生活在一起30多年，戴梦也并不知道爷爷都画过什么。

　　然而，这样一位不办画展的艺术家，在退休后却选择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地下室开研修班来满足社会上学习美术的热情，还通过工会的方式召集内部职工进行交流和教育。

　　赵力认为，“对于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来说不是分内工作，但他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工作。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戴先生任劳任怨，很强的使命感，将艺术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贯彻到实处，这是难能可贵的。”

　　直到2005年，戴泽教戴梦画画开始，戴梦才发现自己的爷爷简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一枚“活**”。“爷爷有很多学生，他的徒子徒孙，甚至更小辈的画家办展览，经常给他寄画册，我发现爷爷从没做过展览，也并没有自己的画册，于是我就开始劝说他也做一个自己的展览。”开始，戴泽很反对这个提议，表示没有任何兴趣。后来戴梦跟爷爷说很想看看爷爷的画，这让戴泽来了兴趣。“他把他很多珍贵的写生一张张翻出来跟我慢慢聊。”

　　96岁，首次办展

　　与很多画家反复画同一类绘画对象不同，戴泽的画大多是历史回忆和人生记忆。从戴泽的画中，戴梦不但看到了早已消失的云阳老家的风景，国立中央大学校园里的小池塘、校舍、篮球场，以及后来成为美术史上名人的戴泽的大学同学们，还看到了丰富的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的人文风貌的变迁，包括西藏、新疆、云南、东北、重庆、四川、成都、武汉……甚至还有1950年的莫斯科大剧院、1951年波兰的华沙、1954年的朝鲜战场、二战后柏林的废墟……“他创作的大同江桥，甚至还出现在票房过亿的电影情节中，我越发觉得爷爷很神奇，他的绘画题材涉猎广泛，时间轴非常长，画种也非常多，包括水彩、素描、油画、国画、色粉等，他很愿意我陪他聊这些画，大概有两年时间，我还跟他录一些口述史，帮他整理之前的一些回忆录，慢慢的，我对他的艺术人生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碰巧此时，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戴梦有一次接洽，戴泽重要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引发了国博的兴趣。2018年4月2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戴泽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开幕。96岁的戴先生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全面回顾展和第一本画册就这样诞生了。“那次展览，戴先生80岁以上的学生去了大概30多人，其中很多80岁以上的老先生都上了主席台，但可惜的是，今天再回看，那些老先生中有数位都去世了，现在再回看当时开幕式的视频很珍贵。”戴梦说。

　　这次展览让美术界看到了戴泽的价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同年9月30日至10月21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展：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展出戴泽创作的油画代表作品约130余件。此后，无锡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都相继做了戴泽的展览，2022年10月在中央美术学院还将举行戴泽先生百岁展。

　　赵力认为，“退休后的戴先生经常到国外走动，抱着放眼看世界的想法了解西方艺术，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作品又有所不同，他是画油画的，但到了后面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文化，油画、水墨、水彩，画的很自由。无论是中国的题材还是西方题材，无论是自然的题材，还是社会生活，戴先生都画得越来越朴素平实、不动声色，但是把一切的感情，一切的理想，借着诉求，都放在了画面的后面，所以他的作品朴素无华，但是他的那份情感都在画面里面，让你通过慢慢的体会能够浮现在画面上。他是一个相当有内涵，相当有情怀，是朴实无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代表人物。”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田婉婷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

　　编辑/弓立芳